[摘要] 24日上午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在北京开幕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。财政部长楼继伟、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等部委官员，以及来自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与会。论坛议题涉及中国改革方向、推进城镇化、房产调控等。
24日上午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在北京开幕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开幕式并致辞。财政部长楼继伟、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等部委官员，以及来自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与会。论坛议题涉及中国改革方向、推进城镇化、房产调控等。
综合新华社电
土地征购价格与批租价格存很大的差距
此次论坛上，城镇化成为改革的一大热门话题。
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会场说，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是土地制度。郑永年说，现在的农村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，在集体土地所有制下，农村集体拥有土地，“土地表面上看是农民的唐僧肉，谁都想吃，地产商、地方政府想吃，上级政府想吃，但是主人——农民吃不到。”郑永年分析，“土地产生的利益一直被分配，重新分配，利益分配会产生很多冲突。”
经济学家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同意郑永年的意见，他认为，旧型的城镇化造成了很多问题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土地产权制度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，“因为旧型城镇化整个是由赚取土地差价推动的。”吴敬琏说，“这些年来，大概从这个差价得到的收入有不同的估计，的估计30万亿。”
吴敬琏指出，城镇化造成“运动”就是利用土地差价导致的。1982年宪法加上一条规定：城市土地国有。以前没有这个规定。当一个土地要变成工商业用地或者住宅用地、城市用地时，政府要征购，而这个征购价格和土地批租价格中间有很大的差距。
“为什么城中村发生了大问题？就是农民不愿意用征购价格卖给政府。”吴敬琏说，“像深圳这样的城市，如果把城中村都能利用起来，土地是完全够的，但是因为这样一个分割的产权制度，就造成农民不愿意把土地让出来。”
吴敬琏分析，深圳已经在做一些改革试验，譬如让一种共赢的公司来开发城中村，把它建设成为能够给工商业、城里的中产阶级所用的住宅区，“这种实验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实现。”
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说，现在对中国来说如何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是关键。“1.6亿多农民工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，人口是半城镇化的。”
如何选准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？杨伟民认为，仅靠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住房问题，难以让农民变市民。
“北京、上海、深圳这都是农民工，房价，需要很多保障房，”杨伟民分析，“这些地方开发强度已经超过了50%，如果再继续摊大饼，这些地区环境的改善很难实现。”
30万亿土地价差何来？
30万亿元巨额土地价差，从何而来？我国城镇化近年来快速推进，2011年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1.27%。“土地价差”，则是不少地方造城收获的“桶金”。以农业用地价格征收、以建设用地价格出让，一进一出差价悬殊，获利丰厚。
根据土地管理法，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，“两费”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。
即使是按照30倍的标准，以一亩农地每年产出2000元计，也不过6万元。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快速膨胀、房价与地价的互推互涨，被征用的农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后，其拍卖价格可达到每亩数十万元乃至数百万元。除去土地补偿、农民安置、土地整理等成本，不少土地出让可谓“一本万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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