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 智慧的顶层设计就是在承认制度惯性和利益格局的前提下，寻找既能为这种惯性和格局所容忍，为新动力成长提供大环境，又能逐步消解这种惯性和格局对于新动力的阻滞，从而在此消彼长中获得新体制对于旧体制的代替。
城镇化≠土地城镇化
在各地政府过度依赖“土地财政”的情况下，大量农村土地被低价征收。但实际上，城市在吸纳农村土地的同时，应当同步做好失地农民的市民化问题。
2000—2010年，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4.45%，而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只有45.9%。土地的城镇化速度，要远快于人的城镇化速度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城市通过低价征用农村的耕地或者集体建设用地资源，获取了大量的资金，解决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。可以说，城市如今在形态上已经向现代化迈进，农村的土地作出了极大的贡献。
如果从某个城市或某个村庄的角度看，低价征收农民土地肯定是带有一定的剥夺性质。但从全局上看，中国特殊的土地征用制度，对于促进大量非农人口增加，提高农民收入，发挥中国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也起到了重大作用。中国每年有1000多万农民进城从事非农就业，总共有2.5亿农民从事非农产业，农民收入的近一半来自非农就业。各个地方政府在招商的时候，工业土地基本是零地价或负地价，这也是建立在现有的土地征用制度上的。
但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，比如一些城市政府在推进城市发展和建设中，土地粗放型使用，甚至不惜大量占用耕地，进行城市的扩张。目前城市人均建设用地133平方米，超过国家规定的80~120平方米的标准。
各类城市只欢迎农民工来就业打工，而不欢迎他们定居落户，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。为了降低城市发展成本，剥夺农民工带来的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了城市非常正常的选择，而为农民工提供与户籍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则被排斥在外。
城镇化≠投资建设
在传统的政绩观指引下，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把城镇化看作加快城市建设的大好时机，却忽视了城镇化发展中最重要的转移农村人口的长远目标。
城镇化是要加快城镇建设还是要促进人口转移？虽然理论界已经明确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逐步转移的过程，也是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覆盖更多的农村地区和人口的过程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各地做的，和中央讲的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按照传统惯性来理解城镇化，认为城镇化就是城市建设，是投资上项目。这是基于政绩、基于地方GDP增长的非常现实的认定。政府政绩要闪亮，要超过前任，至少达到前任所获得的，或达到前任的投资水平，就继续通过土地出让、通过城镇建设来获得。在到地方调研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，有的城市规定了大拆大建的数量指标，作为政绩考核的标准之一；有的要求城镇面貌在短期内出现较大的变化，符合所谓城镇现代化的发展潮流。
更严重的是，在大规模城镇建设的过程中，公共资源造成了严重的浪费。一些城市盲目照搬照抄发达国家城市建设的模式，追求的是大广场、大马路、摩天大楼、会展中心、大中心公园绿地和景观工程。甚至在一些中西部城镇，尽管产业基础薄弱，财政入不敷出，也在不惜举债铺开摊子，大规模搞城市建设。当中出现了大量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。这种现象无论是在省会城市还是在地级市和县级市，比比皆是，随处可见。
城镇化≠城市现代化
城市建设向欧美看齐，高标准、追求现代化，更加拉大了城乡差距，抬高了农民进城落户门槛，与城镇化提出的本义背道而驰。
城镇化过程中，面临着相当大的一个难题就是：城里的有识人士、精英、管理层、决策层，包括媒体、教授、学者、专家、政府管理层，都在向欧美看齐，所以我们看到了千城一面的、以欧美为样板的、现代化的城市形态。他们认为，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力。甚至一些部门在下达的文件中要求，城镇化建设要高标准、高档次，要面向未来。
可是，最容易被忘记的是中国的国情：中国有近9亿农民仍被排斥在城镇化进程之外。实际上，城镇化很简单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，一定是低素质、低端就业、低收入人口进入城镇的过程，这恰恰和现在城市管理者的城市发展理念发生了冲突。
北京市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，原因就是这些学校达不到公办学校的标准和水平。那么公办学校的标准和水平又是向什么看齐呢？是按照城里人的要求，向发达国家的水平看齐。在城镇化过程中，参照系水平过高，和发展阶段较低并存的过程，是我们迈不过去的一道坎。
我们制订城市规划和公共服务标准，是针对城市的富裕
人口、精英人口，还是承认城市公共服务差别化的现实存在？给2.5亿进城农民工提供一定的空间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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