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播回顾:鑫苑《名家讲坛》暨鑫苑名家会颁奖典礼

魏征这种劝谏方式呢，也很有特点。他不仅敢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他特别也非常会劝谏，这件事特别是你现在还不是主要领导，这种劝告的方式就非常重要。千万不要以为只要我意见对，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都没有问题。方式方法是为效果服务的，如果你这个方式方法不对头，有可能就会有反作用。你看皇后是怎么劝皇帝的，她是用表扬的方式来劝谏的，表扬皇帝是贤君，而才会有直臣。想一想，如果换一种方式，唐太宗怒气冲冲说，这个乡巴佬，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了他。如果皇后马上训斥他说，你这个皇上怎么当的，怎么心胸这么狭窄，人家魏征几句话就受不了了，那怎么行。所以我觉得贞观时候唐太宗有一个很好的助手，那就是长孙皇后。长孙皇后不仅见识很多，读书很多，并且她跟唐太宗一样，以天下为大局。长孙皇后传里说，说后宫里的工人有时候会得罪皇帝，皇帝会发火。皇后怎么说呢？皇后实际上是管后宫的，但是谁也管不住皇帝呀。皇后怎么做的呢？碰到这种事，皇后就“助帝怒”。皇帝要发火了，皇后不会逆着皇帝的意思干，你发火不对，不是像夫妻吵架一样。比如说哪个工人做错了，皇帝发火了，皇后也说，是呀，但是怎么办呢？把这件事交给我了，揽到自己手里。“待帝已解”，等到皇帝气消了，皇后再调查怎么回事。宗旨是什么呢？终不让工人受委屈，就是不让引起皇帝发怒的人受委屈。她不是一件事这么做，而是经常这么做。皇帝发怒了，“助帝怒”，然后等到皇帝消气了再处理这件事，而不让底下的工人受委屈。我觉得作为一个中级领导，这样的处理方式非常好。而我们一般的领导不是这样，我们都是为了让更高级的领导人满意，我们让自己的下属受委屈，活该，谁让你们是下属。不是像皇帝这么做，长孙皇后就是这么做的。皇帝发火的时候，未见得正确，他发火，完全有可能是无中生有。但是皇帝是你的主要领导，你不能让他没面子，你不能当场跟他叮当叮当。领导也有面子问题，官越大面子越大，你不能让他没面子。但是你也不能因此就让手下的人受委屈，不能这样。所以呢，等到皇帝的怒火过去之后，她再慢慢处理这件事，终于不让下人受委屈。这是领导艺术，既使上级领导有面子，事情的最终处理呢，又正当。这种领导艺术，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提倡这种方法。但是从长孙皇后这儿，是有所教益的。

正是因为这样，贞观君臣，从皇帝到大臣，到皇后，都能够认真的提出自己的建议。所以贞观的时候，就比较少的犯国家性的错误，在这方面，不仅是人事问题，也有制度安排问题。我现在最近经常讲的一个观点就是，大家为什么发现魏征那么多的意见，是这个人善于提意见，敢于提意见，有水平能提意见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魏征他就在一个提意见的岗位上。而唐朝的制度中，就有这么一个岗位，这是最主要的，最重要的。魏征长期担任门下省的长官。我们刚才讲过中书省的，中书省是专门给皇帝起草命令的。皇帝的命令起草以后，不能立即执行，要交到门下省，门下省要进行审核，虽然是来自皇帝的命令，门下省要进行审核一遍。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命令没问题，会发到尚书省去执行，如果他们认为这个命令有问题，会返回到中书省。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在决策的执行中，有一个审批环节，这样会使得决策的错误率降低。而魏征就是长期担任门下省的领导，他就是经常要审查皇帝的命令是不是合理，所以他会经常有反对性的意见。

有一年皇帝有一个命令，什么命令呢？说现在军队人数太少，军源不足。有大臣，冯玮君就建议，主要是当兵人的年龄有问题，要等到20岁以后，丁男才能当兵。这个大臣就说其实有的宗男，16岁以后就可以当兵了，一些小伙子已经膀大腰圆了。唐太宗觉得很好啊，就发了一个命令到门下省。魏征就不同意，发回到了皇帝那儿。皇帝就又研究，说你看魏征这个意见对吗？冯玮君说不对，我们可以不让所有的16岁的人当兵呀。魏征还是不同意，这样就反复讨论，让大臣们开会讨论。唐朝有一个八座议事，相当于我们国务院会议一样。还有一个御前会议，由皇帝参加的会议。唐太宗说，既然这件决议不了，那就开会吧，开了一个御前会议。冯玮君赞成，魏征反对。魏征就说一句话，说“竭泽而渔，非不得已，明年无鱼。”你把小孩子都征去当兵了，明年就没有人。说明魏征考虑得而长远，唐太宗就吸取了魏征的意见。所以这个除了个人的感恩的心以外，还有一个职位的问题。魏征的意见为什么特别多，就是因为他站在一个提意见的职位上。所以呢，这个事情大家应该可以考虑，考虑什么呢？考虑唐代之所以很发达，各项事业进步得很好，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制度。这个制度唐代以后就没有了，唐朝以后皇帝的权力就大得不得了。没有了这个门下省，所以以后像魏征这样的大臣也非常少，这跟制度的设置很有关系。唐代的设置，我觉得贞观时候是这样，是理性的。发生一件事，喜欢从制度层面进行思考。

发生这样一件事，大家有可能知道。有一天大理寺的大理寺丞张玉武，也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，他犯了一个错误。他去审查一个精神病人，自大妄想狂，姓刘，一名姓刘的犯人。他什么罪呢？他平常不犯病的时候，下棋读书和大家一样，但是一发病的时候呢，他把自己看得很不得了，大概就说什么三皇五帝派他来呀，来解救贫苦大众等等。这样的人，我们今天也有，就叫“自大妄想狂”。这个人就把他抓起来了，这个大理寺丞就审理这个案子，发现他有精神病，就来告诉唐太宗。说这个人有病，不能承担刑事责任，就跟我们今天一样。唐太宗一听也这样，说好呀，你考虑考虑，办个手续就把他放了吧，皇帝就这么个意思。但是张玉武呢，比较没有组织纪律性，跑到监狱说我已经跟皇帝说好了，马上把你放了。这就犯错误了，你把皇帝的意见说了，这是泄露了重要机密。后来御史就发现了，把这件事给皇帝说了。皇帝是勃然大怒，说张玉武啊，你今天可以泄漏这件事，你这是出卖我，你明天不知道还能出卖我什么呢？于是就把他杀了，手下人办得也很麻利，张玉武就死了。张玉武是犯错误了吗？犯了，但是罪不致死呀。后来大家就都说这件事，皇帝也回过味来了，于是就想弥补。怎么弥补呢？就给他恢复名誉吧，再让他的儿子回来做事。但是张玉武也回不来了，于是大家就开始讨论怎么防止发生这样的错误，这就是贞观的精神。张玉武是犯错误了，但这不是事件的根本，根本是皇帝下了命令把他杀了。于是大家就讨论，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就是“三复奏”和“五复奏”制，从此以后规定，即使是皇帝下的命令，如果是杀人的话，也不能立即执行，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。地方杀人的，要三复奏，奏三次，问这个人杀不杀。第一次说杀不杀，皇帝说可以杀，还不能杀，拿回去。第二次问杀不杀，皇帝说可以杀，还不能杀，一直到等到第三次说杀才可以真的杀。而中央的要等到五次。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下，唐史有记载，因为实行了三复奏和五复奏以后，许多的冤案没有错杀。这也是以人为本的体现，也是唐朝理性行政的一个表现。它不仅体现在个人的品行上，也体现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上。他们没有认为，只要是皇帝发出的命令，大家就一定要执行，没有认为只要是皇帝说的话，大家一定就不能反对，所以这样能不迎来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时期吗？肯定可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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